被撕碎的罪恶之书：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1.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埃利希•米尔克 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2.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3.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 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4.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STASI/雇员总数 91，000/占人口比重 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理事会 Sigurimi/雇员总数 10，000/占人口比重 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 UB/SB/雇员总数 87，000/占人口比重 1：350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雇员总数 290，000/占人口比重 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UDBA/雇员总数 15，000/占人口比重 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Securitate/雇员总数 13,000/占人口比重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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